明年经济还能好吗 习近平为何不着急 2024.12.16 No.338

今年下半年以来，最高当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并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然而，中国经济依然继续恶化，消费不振，楼市下跌，外界基本上认定，就是按照当局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也难以达到原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各界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都极为悲观，乃至当局也不得不制造舆论，宣称不以GDP论英雄，以此来替自己缓颊。不难想见，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局似乎在寻找对策，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们能找到什么对策呢？ 几天前，当局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会议。只是，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最高会议，毫无新意，最多是对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做做姿态。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只有出口还算稍有动力，可是，明年就要上台的川普，已经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既然如此，当局只能期望增加国内的消费，来维持中国的经济。因此，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乃至，在明年的经济工作9大重点任务中，把大力提振消费排在第一位。其实，关于提振消费这样的话，今年，当局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到40%，和美、英等国相比差二十多个百分点，甚至比印度还相差大约十个百分点。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而中国居民消费不振，则源于中国目前的分配制度和利益格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工资占GDP比例都在50%以上。而中国工资占GDP比例只有20%左右，连西方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几乎是欧洲国家的两倍。这还是官方粉饰过的数字，如果，不算农民的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也就是农民以外人员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不到10%。郎咸平所说的，中国的工资占GDP比例只有8%，并不是毫无根据。而且，在这份额极少的工资当中，党政机关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占了大半。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就是贫富悬殊的程度，除了那些处于战争和动荡中的国家，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底层百姓的收入实在是少的可怜，原因就在于，这个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压榨太残酷了。 前些年，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一番话，曾经引起了轰动。他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我们比较了国际上，全球最高的税收就在中国。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前些年的研究，中国的“总税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一，李炜光把它称之为死亡税率。而且，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商业单位，除了缴纳公开的税费之外，还需要缴纳不确定的政策税，还需要向各级政府进贡，提供赞助费。至于，一些官吏对企业、商户的各种敲诈勒索，还不包括在内。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社保缴费，也就是劳动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北欧国家的两倍多，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福利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资最低，税负最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世界上福利制度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高税收，高福利，例如北欧国家；另一个是低税收，低福利，类似美国。中国创造了第三个模式，那就是高税收，低福利。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工资收入太少，社会福利太低。用曹德旺的话说，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工资收入太少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握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导致分配偏向于政府和垄断企业。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占GDP 的比重，大约是日本的10倍。如果，再加上超过军费的维稳费用，中共政府的统治成本太高了，中国百姓的负担太沉重了。 最近这些年，经济一直不景气，特别是三年清零，导致民穷财尽，百姓的状况比前些年更加困顿，更加落魄，更没有钱去消费了。特别是，眼看着经济停滞，大量企业倒闭，或者转移海外，各个行业都在降薪、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又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眼见得，这些年，物价持续低迷，东西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不出价，许多企业难以为继。为此，已经有无数人呼吁当局，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对此，当局似乎有所意识，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只是，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不改变分配政策、不进行制度性变革，不放弃以政治安全为纲，所谓保障和改善民生，提振消费，就只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当局既无心也无力真正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因为，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必然要削减政府开支，缩小政府规模，那样，当局就难以维持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渗透，他们的统治就会崩溃。值得一提的是，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句话。显然，由于官民矛盾十分尖锐，导致接连出现重大的报复社会案件，让当局感到了威胁。由此也可以知道，维稳依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这里，我们用最大的善意去猜测，当局有可能把改善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提升一点社会福利，当作维稳的手段，以减缓官民矛盾。但是，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的总体形势，增加人们的信心。 不久前，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一次演讲上，谈到中国社会总体形势的时候，引用了这么一段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段话基本上概况了中国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只是，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加严重。大部分退休工人，退休金非常低，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机勃勃，最多不过是勉强度日。如果身体不好，那点退休金可能还不够吃药呢。 最让当局不满的，恐怕是高善文提出的，2021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速每一年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统计数字造假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个大概，而高善文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让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了解。可怕之处在于，最近这六七年，中国的GDP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积累下来，情况就相当严重了。想必大家还记得，2018年12月，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质疑官方GDP数据造假。那一年，当局公布的GDP增速是6.5%，向松祚披露，有内部报告显示，GDP增速是1.67%，而另一种测算则是负值。也就是说，2018年至少高估了5个百分点。2019年10月，当局公布第三季GDP增长6%，向松祚再次公开发文质疑该数据严重高估。向松祚还嘲讽当局粉饰太平，他说，“现在还说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似乎与事实不符啊。”意思是，经济已经停滞，甚至在萎缩。此后，便是三年清零，当局公布的GDP数据就更不可信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实际的GDP，要大大低于当局公布的数字，差二三十个百分点，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高善文还提到了另一个情况，那就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严重。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都谈过，当局也非常清楚。所以，当局全力以赴制造舆论，大唱光明颂，试图提振信心。只是，中国人的收入太少了，而经济眼见得又这么萧条。虽然，中国的人口有十几亿，但是，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非常少，月收入1000元的大约有一半，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将近10亿人。这些人也就是勉强活着，根本没有消费能力。真正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无疑是消费的主力，他们的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消费水平，只是，他们的状况也非常不妙。巧的是，就在高善文演讲前不久，另一个经济学家付鹏也就中国的经济现状做过一次演讲，其中，就谈到了中产阶级的状况。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远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萎缩，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挽救经济的措施很难奏效。他的这个说法，想必会刺激到当局敏感的神经。 其实，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析，更没有揭露多少问题。中国的统计数据造假，特别是GDP数据的夸大，早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中产阶级的萎缩，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大家也都能感觉到。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困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两位经济学家的演讲之所以引起比较强烈的共鸣，得到广泛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形势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的经济走向格外关注。 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业的急剧衰退。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今年以来，当局接连不断地推出各种刺激措施。然而，却毫无成效。在10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更是创下9年来的最大跌幅。此外，百强房企头11个月销售同比下跌3成。也就是说，新房旧房形势都很不妙，交易量和房价都在下跌。 在12月召开的政治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出要稳住楼市。这等于承认，过去的那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止楼市的下跌。而且，可以肯定，今后，当局也不可能稳住楼市。今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专门谈到了中国的住房过剩问题。其中提到，据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可能有多达9000万套空置住房。由于中共当局不肯公开相关的统计数据，中国到底有多少空置住房，我们无法得知，但是，中国的住房已经严重过剩，这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大幅减少，住房严重过剩的局面已经无法改变。事实上，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家开始抛出多余的住宅，导致大多数城市，二手房的销售已经成为楼市的主导。今后，随着人口的塌方式下降，二手房会越来越多，价格会越来越低。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人们对房地产业信心的彻底崩溃，今后，人们可能会争相抛售多余的住宅，乃至出现踩踏效应，中国的楼市将会出现暴跌。可以断定，稳住楼市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一个控制着全部资源的极权政权来说，他们做无用功，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可怕，后果更严重，他们的选择，势必会给国家、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稳住房地产市场，和以往明显不同的是，还明白提出要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谓提高财政赤字率，也就是允许政府借更多的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增发货币，增加贷款，也就是允许城投公司借更多的债。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当局首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已经为政策定出基调。其中，就谈到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上一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当局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支撑经济，虽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得到快速提升，但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地方债务大幅增加。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特殊情况，就像是强心针，仅仅用于病危的时候。可是，官方媒体以及一些御用学者，对于当局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加颂赞，乃至舆论场一片喜气洋洋，好像当局突然发现了什么灵丹妙药，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了。既然“适度宽松”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年年使用呢？有人吹嘘，这是释放出积极的政策信号，那为什么平时不积极呢？当局一面宣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另一方面却要采取应对危机的特殊措施，来挽救经济。就像是一方面宣称自己身体很健康，另一方面，却说打强心针很有必要。当局就是这样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事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已经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 应对危机，当局找到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财政赤字率。所谓财政赤字，也就是收入少，支出多，政府花的钱超过了收的钱。超过的部分，只能借债。显然，无论是提振消费，还是稳住楼市，都是当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唯一可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可以确定的是，明年的财政赤字会达到4%，甚至，会超过4%，这就意味着，仅仅一年的时间，政府至少就会增加5万亿的债务。当局会用这些借来的钱，去投资各种项目。只是，中共的体制决定了，政府投资的结果，就是低效和浪费。高铁严重亏损、高达数十座高铁车站闲置的情况，已经广为认知；城市地铁几乎全都亏损的情况，也已经广为认知。多个城市刚刚建成的有轨电车被拆除的消息，也已经广为人知。造成的浪费，已经是天文数字，这挥霍的，可都是民脂民膏啊。只是，对于当局来说，一建一拆，都是GDP的增长。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增加债务来推动的。中国的平均债务水平，也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达到、乃至超越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可怕的是，债务越来越多，完全看不到尽头，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事到如今，不借债，是等死；借债，是找死。 今年11月8日，当局第一次公布了包含隐性债务在内的政府全口径债务数据。按照当局的说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0.7万亿元、隐性债务14.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5%。此后，当局和一些御用学者一再宣称，这一指标明显低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政府仍有较大的举债空间。意思是，当局的欠债还不算多，还可以再欠更多的债。只是，当局公布的这个数字，根本就不可信。那么，当局到底欠了多少债呢？ 今年10月20日，《北京商报》曾经公开报道了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在报告中介绍，截至2024年6月，地方债务总规模约10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42.23万亿元，城投债务余额为57.16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务。也就是说，单单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大大超过85万亿元的中国政府债务总额。此外，去年7月，《观察者网》上曾经刊登过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文章，题目是“五大因素阻碍经济恢复，怎么破？”文章提到，她们有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对地方债做了深入研究。据这位博士生估算，202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已经接近100万亿。这三年多下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肯定又增加了不少，肯定会大大超过100万亿。显然，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的这个统计数字，可能还有所保留。即使按照这个数字，李建军在报告中谈到，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也就是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百。问题是，官方公布的GDP严重不实，至少高估了二三十个百分点。如果，扣除虚假夸大的部分，中国的GDP，应该不到100万亿。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将高达130%，超过美国，是当局公布的负债率的两倍。如果，再加上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务，中国政府的真实负债率，绝对进入世界前三名，仅次于日本，和希腊不相上下。中国可没有日本那么厚的家底，没有希腊那么多的盟友。希腊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但是，希腊有欧盟和美国来救助，中国如果发生债务危机，不知道哪个国家能来救。 用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来应对经济危机，偶尔为之可以，但如果长期入不敷出，不仅不能克服危机，反而会加重危机。尤其严重的是，要不了多久，中国的人口就要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经济也会陷入停滞乃至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会大幅减少，那样，支付债务的利息都会困难。真到了这一步，当局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印钞票还债，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百姓的存款贬值，物价飞涨，生活陷于贫困。另一个，就是再搞一次五反运动，大规模敲诈勒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用他们的财富来还债。无论做何选择，对中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中国的崛起原本就是一个假象，现在，不过是暴露了原形而已，而且，过去几十年野蛮增长所积累的各种问题正在逐渐显现。最严重的莫过于当局用基建和房地产业，挥霍和透支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这些恶果的出现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让中共当局可以一意孤行，可以为所欲为，如此，才犯下了这样愚蠢而严重的错误。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中国的经济只是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只是大大小小独裁者粉饰和炫耀的工具，也是满足他们野心的工具。中国经济陷于停滞，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中国经济陷于停滞，只是问题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本身。 中共的制度本身就已经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习近平对失去统治和权力的担心，以及强化控制社会和经济的疯狂举措，更是恶化了中国的经营环境，民营企业只能苟延残喘，外资企业只会加速撤离，习近平的野蛮统治已经严重扼杀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再加上习近平错误的国际战略，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对于习近平来说，政治远远重于经济，他在意的只是权力和地位，根本就不在意经济的衰退，他更不可能因为经济危机而进行政治变革。眼下，当局施政的重点，只是粉饰太平，掩饰错误，而那些所谓的政策，已经沦为宣传的工具，而不是用于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财政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也根本没有解决之策，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期。 图片： https://xiaominzhixintupian.blogspot.com/2024/12/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