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人执掌军权 真正英雄能否出现 2024.12.24 No.339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妙,人们的情绪也格外压抑,进入四季度后,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不见起色,人们的日子越来越难熬,社会上的悲观气氛变得日渐浓厚,人们积累的对独裁者习近平的怨恨和愤怒的情绪,也在不断增加。没有人不知道,中国今天的惨淡局面就是源于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和胡作非为。网上不断有人发出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件和讨伐习近平的檄文。期待习近平早日下台,这无疑是社会上的普遍心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习近平已经大权旁落、遭遇政变、或将禅位的传言在不断流传。
而在这一年里,发生的许多出人意外的事情,也确实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特别是,中共军方接连有多位重量级的高级将领落马,其中包括两任国防部长,火箭军的多位主官,以及现任的军委政治部主任苗华。苗华一直被外界认为是习近平亲信,他的落马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各种流言不断出现。只是,这类传言基本上都来自路边社,可信度极低。但是,近来的情况似乎有所改变,个别著名的记者,乃至一些比较重要的主流媒体也开始谈论这些传言,渲染这个事情,好像这类传言变得真实起来。其中,最惊人的说法,苗华是被共军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拿下的,张又侠已经控制了军权。对于中共的独裁者来说,失去了军权,就等于失去了最高权力,等于失去了一切。真若如此,当然非同小可。只是,这个说法过于夸张,质疑的声音一再出现。正在这种情况下,前些天,一位已经70多岁的、老牌政治记者对一家重要媒体表示,苗华也可能不是习近平主动开铡整顿的,而是被习近平的政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拉下来的。他认为,这类说法也有可能性,因为习近平太依赖苗华整顿军中纪律和人事,所以,张又侠藉拉下苗华来削弱习近平的权力。这段话,至少有三层意思。第一层,他认为,张又侠是习近平的政敌;第二层,他认为,张又侠有实力和习近平对抗。第三层,张又侠和习近平的对抗中,可能已经占了上风,标志就是把苗华拉下了马。这位老牌政治记者出面谈论这个传言,再加上重要媒体的介绍,似乎加重了这个传言的份量。
只是,从常识来看,习近平是中共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已经在位十多年,张又侠只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如果说,习近平是皇帝,张又侠只是一个大臣,甚至,只是一个奴才,张又侠和习近平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习近平拿下张又侠,要比张又侠拿下习近平容易得多。假如习近平发现张又侠有不臣之心,一道命令,就可以解除张又侠的职务,剥夺他的权力。张又侠拿什么来和习近平对抗呢?夺取权力比掌握权力需要的能量更大,张又侠有这样的实力吗,有这样的能量吗?事实上,习近平已经更换过多个军委副主席,并没有引起过任何大的波澜,如果习近平换下张又侠,想必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震动。反之,如果,张又侠压倒习近平,夺得了军队的控制权,绝对会引发大地震,中共的政坛一定会山崩地裂。可是,中共的政坛至今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完全是波澜不惊。
说到这里,想起文革期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红极一时的共军代总长杨成武,突然被抛弃,并遭到斥责,一时间,变得声名狼藉。其中的原因,外界却难以知道,甚至成了一个谜。多年以后,因为林彪事件受牵连的中共前副总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和前总后勤部主任邱会作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披露了事情的部分内幕。
杨成武是林彪在红军时期的老部下,林彪与杨成武的关系一向很好,对杨成武也一直较为器重。中共立国后,杨成武官拜上将。罗瑞卿下台后,经林彪提议,杨成武被任命为代总参谋长。当时,林彪替毛泽东执掌军权,如果说,林彪是毛泽东在军队中的代理人,那么,杨成武就是林彪的代理人。当然,林彪在军队中还有其他亲信将领。比如,空军司令吴法宪。
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的处理让杨成武对吴法宪不满,而对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极为赏识,结果,杨成武自作主张,提出让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他主持军委工作,而吴法宪的空军司令一职由政委余立金接替,实际上,就是要免去吴法宪空军司令的职务,仅仅担任副总长,这当然是一次重大的人事调整。只是,空军司令这样的职位,并不是杨成武自己可以决定的,应该由林彪提名,毛泽东批准。值得一提的是,杨成武当时经常参与最高层的政治活动,经常可以见到毛泽东,更是经常见到江青,甚至与江青的关系极为密切。正是因为和毛泽东以及江青的密切关系,让杨成武认为,他可以提名空军司令的人选,由中央文革的领导江青来做决定。当时,政治局已经不存在,中央文革就代表党中央。或许,杨成武因为和江青的关系,因而无视林彪的态度,固执己见。
所谓军权,主要体现在军队高层的人事安排上,杨成武自作主张,提名空军司令,这等于剥夺了林彪的军权,也等于出卖了林彪。最终,矛盾交到了毛泽东那里。按照邱会作的话说,毛泽东感到不拿掉杨成武是不成的了,甚至要影响到毛和林的关系,当时林比杨重要得多。这是邱会作的观察和思考。结果,毛泽东权衡利弊之后,抛弃了杨成武。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其实也很失策。杨成武之所以敢这样做,背后未必不是源于毛泽东的放纵,很有可能,毛泽东在试探林彪对江青的态度。对于毛泽东来说,林彪当然比杨成武重要,但是,江青却比林彪更重要。奈何,林彪一直执迷不悟。显然,在涉及到军队高层人事安排这个重大问题上,在涉及到军权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杨成武还是林彪,乃至毛泽东,都非常固执,都不肯轻易让步。最后,只能摊牌,一决高下。先是杨成武下台,紧接着,便是林彪遭打击,被迫出走,身死域外。
共军内部存在派系,暗中有权力斗争,这很正常。从毛泽东时期就是这样,而且,毛泽东还不断地利用这些派系矛盾,挑动他们相互争夺,比如,用贺龙整治彭德怀,用林彪打击贺龙,利用四方面军人马牵制林彪统帅的一面军人马。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571工程纪要里,就提到过毛泽东的这些诡计: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如果我们看看过去毛泽东的做法,就不会奇怪今天习近平的作为,这几乎就是在重复毛泽东用过的那些阴谋手段。
今天,共军内部依然有派系,派系之间依然有争斗,但是,这些派系不大可能去挑战习近平,因为,任何一个派系都不可能单独控制局面,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习近平也不可能让一个派系坐大,包括自己的亲信,习近平本人就对尾大不掉极为敏感。不排除,苗华就是因为多任用了几个故旧,而遭到习近平的忌惮。实际上,正是因为不同派系的存在和争斗,才保持了习近平权力的稳定。而且,今天的共军内部根本没有像彭德怀、贺龙、林彪那样在军队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也不可能出现强大的派系力量。再加上,习近平比毛泽东对军队的防范更加严厉,军队高层人事像走马灯一样,不断调整,几乎是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种情况下,很难让人相信,共军内部能够形成足以挑战习近平的派系势力。
其实,今年以来,特别是7月中旬三中全会结束以来,关于习近平和张又侠之间争斗的各种传闻不断,到苗华被公开整肃,达到了高潮。就像前边提到的传言所说的,是张又侠拿下了习近平的亲信苗华,张又侠已经掌控了军权。我们知道,在中共现有的体制内,军权就是最高权力,攸关独裁者的性命。所谓军权,说到底就是军队高层的人事权。军队高层的人事任免,无疑是军权的体现。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无疑是军委最核心的部门,军委政治部主任绝对是军队高层最关键的位置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可以想见,如果真是张又侠拿下的苗华,那么,就等于张又侠和习近平彻底摊牌了。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已经决出胜负,彼此不可能相安无事。我们可以对比当年的杨成武事件,目前的形势明显不是这样,他们的地位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上个星期,中共的最高理论刊物《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署名的文章《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习近平在今年1月8日,中纪委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文章提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在毛泽东同志当年给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给出了第二个答案,那就是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段话的意思是,习近平已经超越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给出的答案之外,习近平又找到了一个新的答案。《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的这篇文章,这无疑是在宣传习近平,吹捧习近平。同时,也可以看出,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显然,也是习近平在为他的大清洗进行辩护和解释,为大清洗提供正当性。所谓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把大清洗当作一项永久性的任务,会不断进行下去。
此外,这个月内,中共军方的刊物一连发了四篇文章,大谈“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其中提到,书记虽是“一班之长”,但绝不能把自己当作“一家之主”。其实,这些文章并没有什么新的创见,多少年来,中共的舆论宣传都一向如此,在宣称民主的同时,实施专制,在实施专制的同时,标榜民主;在宣传集体领导的同时,实施书记独裁。在书记独裁的同时,又宣传集体领导。可以说,这篇文章斥责的对象,可以是中共的任何一个党委书记,当然,可以包括习近平在内。只是,把它说成是仅仅针对习近平个人,对习近平的质疑和挑战,乃至把这些文章和张又侠联系起来,这种解读,并不能令人信服。事实上,习近平咬牙切齿痛斥的问题,习近平本人都严重存在。难道可以说,这是习近平在斥责他自己吗?其实,中共的舆论从来都是批评下级、批评失败者。至少,眼前,习近平在上、张又侠在下的局面还并没有改变,说张又侠公开斥责习近平,这明显不合逻辑。
一般情况下,形势越好,领导人就风头越健;形势不好,领导人就会低调;形势糟糕,领导人就会隐身不现,避免成为众矢之的。中国近来的形势非常不妙,中共对习近平宣传的调门有所降低,甚至,开始强调所谓的党中央。这并不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受到削弱,恰恰相反,这只是在替习近平个人解脱罪责,让所谓的党中央来替习近平承担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中共的宣传机器的主要任务,就是吹捧中共的独裁者。直到今天,中共的宣传机器,除了宣传习近平,吹嘘习近平,几乎看不到对其他中共大员的宣传,甚至,对他们的报道都极为罕见,更是完全看不到任何对张又侠的宣传和吹嘘。假如,张又侠真的控制了军队,情况不可能是这样。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再次出山,控制了军权之后,中共的宣传机器,完全停止了对中共的党主席华国锋的宣传,而是开始吹捧邓小平以及所谓的老干部,替邓小平扩大影响、树立威信。单从中共宣传机器目前的情况,就能看出,张又侠已经掌控了军权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有趣的是,编造传言的人大概意识到了张又侠只是个军头、“并不具备党内领导地位”这个重要的漏洞,意识到张又侠不可能和习近平对阵,因此,为了能够自圆其说,竟然宣称,张又侠的背后,是江胡时代元老掌握实际权力,是胡锦涛在背后坐镇。这就更加荒诞不经了。现在,政治局当中没有一个和胡锦涛有渊源的委员,哪个人会听胡锦涛发号施令?20大上,胡锦涛被当众羞辱,架出会场,没有一个人敢施以援手。今天,中共的高层就是当年的原班人马,他们怎么可能会听胡锦涛的话?编造出这样拙劣的谣言,也真是江郎才尽了。
此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不久前正式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仪式。而且,表示,上任后希望尽快与习近平展开对话。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编造和传播张又侠神话的那些人,和神化川普的那些人高度重合。如果他们真的迷信川普的话,以川普的“天纵英明”,以美国方面强大的情报能力,假如习近平真的失去了权力,川普难道还会有兴趣和习近平会面吗?不知道,那些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如何说服自己,到底是川普错了,还是他们错了?当年,华国锋被架空、邓小平掌握实权后,外国政要来华都要会见邓小平,虽然,邓小平还只是一个副主席,副总理。毕竟是国家大事,外国政要绝对不会敷衍了事。
习近平依然大权在握,绝对是一件让中国人痛苦的事情,只是,我们不能自己麻醉自己,自己糊弄自己。
不过,或许有一个让国人有一丝高兴的事情,那就是习近平的健康状况明显在急剧衰退。几天前,习近平携夫人彭丽媛乘专机抵达澳门,出席庆祝活动。现场直播的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习近平与彭丽媛一同走出舱门,在悬梯前,彭丽媛对习说了一句话,虽然外界听不到声音,但是,彭丽媛的“唇语”很容易解读,“慢一点儿”。这说明,习近平此前,有可能因为上下楼梯摔倒过。只不过,没有造成致命的后果。否则,彭丽媛不会特意提醒习近平。可以推断,习近平的健康肯定出了严重问题,上下楼梯对习近平已经是个不小的麻烦。这对于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来说,当然算是一个好消息。
三年清零结束后,人们曾经幻想,今后,经济和生活能够逐渐恢复,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相反,经济持续低迷,生活日渐艰难,今年的形势尤其严峻,市面异常萧条,情绪格外悲观,对明年更是充满担心和迷茫。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习近平的残暴统治已经重伤了中国的元气。可以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如果,想到习近平统治还可能要继续下去,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绝望到极点。
习近平作恶多端,天怒人怨。国人期待有人能够替天行道,为民处害,这绝对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这个希望不要寄托在中共的元老身上,不要寄托在红二代身上,更不能寄托在中共统治集团上。最近这两年,编造习近平已经被党内元老赶下台的谣言出现过多次了,有时,声势还颇为浩大,好像习近平真的就要被元老们赶下台了。然而,这类传言一次次落空。也许,这类故事可以缓解一下人们的焦虑和不安,或者,给人们一点幻想,继续忍耐。
大家都知道,每到春节前,当局一般都会给那些贫困人家一点慰问品,安抚他们,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年关。然后,继续忍受下一年的煎熬。由此可以联想到,不能排除,有些谣言就是中共当局故意编造的,给百姓一个发泄口,来舒缓一下民间的愤怒情绪,就像是给高压锅,安装一个出气阀,以便让百姓继续忍耐。按照中共恶毒和阴险的本性,他们这样做,并不令人意外,中共统治中国这些年,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用各种阴险手段对付百姓的。
我们要做好克服困难的精神准备,我们也期待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早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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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经济还能好吗 习近平为何不着急 2024.12.16 No.338
今年下半年以来,最高当局多次召开会议研究经济问题,并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然而,中国经济依然继续恶化,消费不振,楼市下跌,外界基本上认定,就是按照当局自己公布的统计数字,也难以达到原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各界对中国明年的经济形势都极为悲观,乃至当局也不得不制造舆论,宣称不以GDP论英雄,以此来替自己缓颊。不难想见,长期的经济不景气,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当局似乎在寻找对策,改变这种状况。但是,他们能找到什么对策呢?
几天前,当局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也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次经济会议。只是,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最高会议,毫无新意,最多是对大家极为关注的问题做做姿态。目前,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只有出口还算稍有动力,可是,明年就要上台的川普,已经公开表示,将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将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既然如此,当局只能期望增加国内的消费,来维持中国的经济。因此,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国内需求,乃至,在明年的经济工作9大重点任务中,把大力提振消费排在第一位。其实,关于提振消费这样的话,今年,当局就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今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要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不到40%,和美、英等国相比差二十多个百分点,甚至比印度还相差大约十个百分点。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而中国居民消费不振,则源于中国目前的分配制度和利益格局。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等,工资占GDP比例都在50%以上。而中国工资占GDP比例只有20%左右,连西方国家的一半都不到。而中国人工作的时间,几乎是欧洲国家的两倍。这还是官方粉饰过的数字,如果,不算农民的收入,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也就是农民以外人员的工资,占GDP的比重不到10%。郎咸平所说的,中国的工资占GDP比例只有8%,并不是毫无根据。而且,在这份额极少的工资当中,党政机关和垄断性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占了大半。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就是贫富悬殊的程度,除了那些处于战争和动荡中的国家,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底层百姓的收入实在是少的可怜,原因就在于,这个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压榨太残酷了。
前些年,玻璃大王曹德旺的一番话,曾经引起了轰动。他对记者说,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我们比较了国际上,全球最高的税收就在中国。根据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前些年的研究,中国的“总税率”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是世界第一,李炜光把它称之为死亡税率。而且,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企业、商业单位,除了缴纳公开的税费之外,还需要缴纳不确定的政策税,还需要向各级政府进贡,提供赞助费。至于,一些官吏对企业、商户的各种敲诈勒索,还不包括在内。尤其严重的是,中国社保缴费,也就是劳动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北欧国家的两倍多,北欧国家的福利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福利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工资最低,税负最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世界上福利制度有两种模式,一个是高税收,高福利,例如北欧国家;另一个是低税收,低福利,类似美国。中国创造了第三个模式,那就是高税收,低福利。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人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工资收入太少,社会福利太低。用曹德旺的话说,中国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工资收入太少的原因在于:政府掌握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导致分配偏向于政府和垄断企业。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占GDP 的比重,大约是日本的10倍。如果,再加上超过军费的维稳费用,中共政府的统治成本太高了,中国百姓的负担太沉重了。
最近这些年,经济一直不景气,特别是三年清零,导致民穷财尽,百姓的状况比前些年更加困顿,更加落魄,更没有钱去消费了。特别是,眼看着经济停滞,大量企业倒闭,或者转移海外,各个行业都在降薪、裁员,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又缺乏基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眼见得,这些年,物价持续低迷,东西要么卖不出去,要么卖不出价,许多企业难以为继。为此,已经有无数人呼吁当局,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对此,当局似乎有所意识,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只是,不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不改变分配政策、不进行制度性变革,不放弃以政治安全为纲,所谓保障和改善民生,提振消费,就只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当局既无心也无力真正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因为,改善民生,增加社会福利,必然要削减政府开支,缩小政府规模,那样,当局就难以维持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渗透,他们的统治就会崩溃。值得一提的是,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了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句话。显然,由于官民矛盾十分尖锐,导致接连出现重大的报复社会案件,让当局感到了威胁。由此也可以知道,维稳依然是他们的首要目标。这里,我们用最大的善意去猜测,当局有可能把改善特定群体的生存状态,提升一点社会福利,当作维稳的手段,以减缓官民矛盾。但是,这并不能从整体上改变中国的总体形势,增加人们的信心。
不久前,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一次演讲上,谈到中国社会总体形势的时候,引用了这么一段话:生机勃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年轻人和生无可恋的中年人。这段话基本上概况了中国的经济和民生状况,只是,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更加严重。大部分退休工人,退休金非常低,根本谈不上什么生机勃勃,最多不过是勉强度日。如果身体不好,那点退休金可能还不够吃药呢。
最让当局不满的,恐怕是高善文提出的,2021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速每一年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统计数字造假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个大概,而高善文作为经济学家,给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数字,让外界对中国的经济总量有一个更加真实的了解。可怕之处在于,最近这六七年,中国的GDP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积累下来,情况就相当严重了。想必大家还记得,2018年12月,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一次公开演说中,质疑官方GDP数据造假。那一年,当局公布的GDP增速是6.5%,向松祚披露,有内部报告显示,GDP增速是1.67%,而另一种测算则是负值。也就是说,2018年至少高估了5个百分点。2019年10月,当局公布第三季GDP增长6%,向松祚再次公开发文质疑该数据严重高估。向松祚还嘲讽当局粉饰太平,他说,“现在还说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似乎与事实不符啊。”意思是,经济已经停滞,甚至在萎缩。此后,便是三年清零,当局公布的GDP数据就更不可信了。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实际的GDP,要大大低于当局公布的数字,差二三十个百分点,都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高善文还提到了另一个情况,那就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严重。这个问题很多人也都谈过,当局也非常清楚。所以,当局全力以赴制造舆论,大唱光明颂,试图提振信心。只是,中国人的收入太少了,而经济眼见得又这么萧条。虽然,中国的人口有十几亿,但是,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非常少,月收入1000元的大约有一半,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将近10亿人。这些人也就是勉强活着,根本没有消费能力。真正有一定消费能力的,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无疑是消费的主力,他们的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消费水平,只是,他们的状况也非常不妙。巧的是,就在高善文演讲前不久,另一个经济学家付鹏也就中国的经济现状做过一次演讲,其中,就谈到了中产阶级的状况。他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远比表面看到的要严重得多,尤其是,中国的中产阶级迅速萎缩,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挽救经济的措施很难奏效。他的这个说法,想必会刺激到当局敏感的神经。
其实,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演讲,并没有多少深刻的分析,更没有揭露多少问题。中国的统计数据造假,特别是GDP数据的夸大,早就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至于中产阶级的萎缩,也并不是什么秘密,大家也都能感觉到。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困局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两位经济学家的演讲之所以引起比较强烈的共鸣,得到广泛的传播,是因为人们对经济形势感到十分焦虑和不安,对于中国的经济走向格外关注。
中国经济陷入低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房地产业的急剧衰退。为了扭转这一不利局面,今年以来,当局接连不断地推出各种刺激措施。然而,却毫无成效。在10月份,70个城市的房价更是创下9年来的最大跌幅。此外,百强房企头11个月销售同比下跌3成。也就是说,新房旧房形势都很不妙,交易量和房价都在下跌。
在12月召开的政治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提出要稳住楼市。这等于承认,过去的那些措施并没有能够阻止楼市的下跌。而且,可以肯定,今后,当局也不可能稳住楼市。今年10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文章,专门谈到了中国的住房过剩问题。其中提到,据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可能有多达9000万套空置住房。由于中共当局不肯公开相关的统计数据,中国到底有多少空置住房,我们无法得知,但是,中国的住房已经严重过剩,这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而且,由于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大幅减少,住房严重过剩的局面已经无法改变。事实上,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家开始抛出多余的住宅,导致大多数城市,二手房的销售已经成为楼市的主导。今后,随着人口的塌方式下降,二手房会越来越多,价格会越来越低。而且,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以及人们对房地产业信心的彻底崩溃,今后,人们可能会争相抛售多余的住宅,乃至出现踩踏效应,中国的楼市将会出现暴跌。可以断定,稳住楼市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一个控制着全部资源的极权政权来说,他们做无用功,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可怕,后果更严重,他们的选择,势必会给国家、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稳住房地产市场,和以往明显不同的是,还明白提出要提高财政赤字率,以及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谓提高财政赤字率,也就是允许政府借更多的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是增发货币,增加贷款,也就是允许城投公司借更多的债。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前,当局首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就已经为政策定出基调。其中,就谈到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当局上一次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当局采取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来支撑经济,虽然,经济增长的速度得到快速提升,但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地方债务大幅增加。显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用于特殊情况,就像是强心针,仅仅用于病危的时候。可是,官方媒体以及一些御用学者,对于当局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加颂赞,乃至舆论场一片喜气洋洋,好像当局突然发现了什么灵丹妙药,可以彻底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了。既然“适度宽松”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年年使用呢?有人吹嘘,这是释放出积极的政策信号,那为什么平时不积极呢?当局一面宣称,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另一方面却要采取应对危机的特殊措施,来挽救经济。就像是一方面宣称自己身体很健康,另一方面,却说打强心针很有必要。当局就是这样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事到如今,中国经济已经陷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已经是一个无法掩盖的事实。
应对危机,当局找到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提高财政赤字率。所谓财政赤字,也就是收入少,支出多,政府花的钱超过了收的钱。超过的部分,只能借债。显然,无论是提振消费,还是稳住楼市,都是当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唯一可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可以确定的是,明年的财政赤字会达到4%,甚至,会超过4%,这就意味着,仅仅一年的时间,政府至少就会增加5万亿的债务。当局会用这些借来的钱,去投资各种项目。只是,中共的体制决定了,政府投资的结果,就是低效和浪费。高铁严重亏损、高达数十座高铁车站闲置的情况,已经广为认知;城市地铁几乎全都亏损的情况,也已经广为认知。多个城市刚刚建成的有轨电车被拆除的消息,也已经广为人知。造成的浪费,已经是天文数字,这挥霍的,可都是民脂民膏啊。只是,对于当局来说,一建一拆,都是GDP的增长。
实际上,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着增加债务来推动的。中国的平均债务水平,也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达到、乃至超越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债台高筑,寅吃卯粮。可怕的是,债务越来越多,完全看不到尽头,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一条不归路。事到如今,不借债,是等死;借债,是找死。
今年11月8日,当局第一次公布了包含隐性债务在内的政府全口径债务数据。按照当局的说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为85万亿元,其中国债30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40.7万亿元、隐性债务14.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67.5%。此后,当局和一些御用学者一再宣称,这一指标明显低于世界上的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政府仍有较大的举债空间。意思是,当局的欠债还不算多,还可以再欠更多的债。只是,当局公布的这个数字,根本就不可信。那么,当局到底欠了多少债呢?
今年10月20日,《北京商报》曾经公开报道了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的情况,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在报告中介绍,截至2024年6月,地方债务总规模约100万亿元,其中地方政府债券余额为42.23万亿元,城投债务余额为57.16万亿元。这还不包括,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务。也就是说,单单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大大超过85万亿元的中国政府债务总额。此外,去年7月,《观察者网》上曾经刊登过清华大学两位教授的文章,题目是“五大因素阻碍经济恢复,怎么破?”文章提到,她们有位博士生的博士论文对地方债做了深入研究。据这位博士生估算,2020年地方政府的债务就已经接近100万亿。这三年多下来,地方政府的债务肯定又增加了不少,肯定会大大超过100万亿。显然,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的这个统计数字,可能还有所保留。即使按照这个数字,李建军在报告中谈到,中国政府的负债率,也就是债务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百分之百。问题是,官方公布的GDP严重不实,至少高估了二三十个百分点。如果,扣除虚假夸大的部分,中国的GDP,应该不到100万亿。这样的话,中国政府的负债率将高达130%,超过美国,是当局公布的负债率的两倍。如果,再加上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务,中国政府的真实负债率,绝对进入世界前三名,仅次于日本,和希腊不相上下。中国可没有日本那么厚的家底,没有希腊那么多的盟友。希腊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但是,希腊有欧盟和美国来救助,中国如果发生债务危机,不知道哪个国家能来救。
用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债务,来应对经济危机,偶尔为之可以,但如果长期入不敷出,不仅不能克服危机,反而会加重危机。尤其严重的是,要不了多久,中国的人口就要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经济也会陷入停滞乃至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必然会大幅减少,那样,支付债务的利息都会困难。真到了这一步,当局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印钞票还债,结果就是通货膨胀,经济崩溃,百姓的存款贬值,物价飞涨,生活陷于贫困。另一个,就是再搞一次五反运动,大规模敲诈勒索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用他们的财富来还债。无论做何选择,对中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中国的崛起原本就是一个假象,现在,不过是暴露了原形而已,而且,过去几十年野蛮增长所积累的各种问题正在逐渐显现。最严重的莫过于当局用基建和房地产业,挥霍和透支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这些恶果的出现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让中共当局可以一意孤行,可以为所欲为,如此,才犯下了这样愚蠢而严重的错误。在中共的统治下,中国的经济既不是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也不是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中国的经济只是政治的附庸和奴仆,只是大大小小独裁者粉饰和炫耀的工具,也是满足他们野心的工具。中国经济陷于停滞,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中国经济陷于停滞,只是问题的结果,而不是问题的本身。
中共的制度本身就已经严重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习近平对失去统治和权力的担心,以及强化控制社会和经济的疯狂举措,更是恶化了中国的经营环境,民营企业只能苟延残喘,外资企业只会加速撤离,习近平的野蛮统治已经严重扼杀了中国经济的活力。再加上习近平错误的国际战略,让中国陷入四面楚歌。对于习近平来说,政治远远重于经济,他在意的只是权力和地位,根本就不在意经济的衰退,他更不可能因为经济危机而进行政治变革。眼下,当局施政的重点,只是粉饰太平,掩饰错误,而那些所谓的政策,已经沦为宣传的工具,而不是用于解决问题。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财政危机乃至经济危机,也根本没有解决之策,危机随时都可能爆发,我们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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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偏要军事政变 独裁莫非人性使然 2024.12.06 No.337
前天午夜,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这是近50年来的第一次。出人意料的是,尹锡悦实施戒严的决定,不仅在野党反对,执政党领导层也公开反对。结果,议会冲破阻挠,迅速投票表决解除戒严,最终迫使尹锡悦不得不解除了戒严,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六个小时。韩国宪法规定,只有在发生战争、动乱以及与此相当的国家紧急事态、并有必要投入军力维护社会秩序时,才能实施紧急戒严。尹锡悦发布紧急戒严令时并不符合这些条件,恐怕没有几个韩国人认为当前需要军队维护社会秩序。无论是韩国国民,还是韩国的盟友,都不认可这样的戒严。由于缺乏必要性和正当性,这场紧急戒严失败几乎是必然的。也正因为缺乏必要性和正当性,紧急戒严失败之后,尹锡悦的高级幕僚和内阁成员都提出辞呈,迅速与他在政治上做出切割,而且,执政党党首还要求尹锡悦退党,而在野党已经决定弹劾尹锡悦。事到如今,尹锡悦已经是众叛亲离,他的政治生命已基本结束。
从尹锡悦上台以来,就是朝小野大,朝野对抗一直不断。韩国目前有共同民主党、国民力量党两大政党和多个小党,执政的是国民力量党,一个比较保守的政党。今年四月的议会选举,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维持了以往的优势地位,在总共300个议席中,获得170席,而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只有108席。在这种情况下,尹锡悦政府提出的很多法案都无法获得通过,那些宏伟的施政计划也只能成为空想。更让尹锡悦恼火的是,在野党凭借在国会的优势地位,对多位政府要员提出弹劾,并对尹锡悦夫人的问题穷追不舍,搞得尹锡悦狼狈不堪。
尹锡悦在发布戒严令的时候,斥责反对党瘫痪了议会的进程,将国家推向危机。他别无选择,只能通过戒严来保护自由宪法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尹锡悦表示,要清除可憎的亲朝鲜和反国家势力。尹锡悦把那些反对党的领导人和议员视为反国家势力,视为犯罪分子。戒严令下达后,尹锡悦任命了戒严司令官,并通过戒严司令部发出了戒严令,第一条便是禁止国会和地方议会、政党的活动和政治结社、集会、示威等一切政治活动。在紧急戒严状态下,戒严司令官将掌管戒严区域内的所有行政与司法事务。违反戒严令者,戒严司令官将依据戒严司令官特别措施权,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逮捕、拘禁、扣押搜查。
韩国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宣布戒严,但是,宪法还规定,半数以上国会议员要求解除戒严时,总统应解除戒严,而在野党在议会中恰恰就拥有超过半数以上的席位。也就是说,尹锡悦在决定戒严之前,就应该知道,在野党有足够的实力合法地解除他的戒严令。唯一阻止反对党议员解除戒严的办法,便是阻止议会开会,并逮捕那些议员。尹锡悦正是这样做的。显然,尹锡悦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了军队的强制行动上,打算通过军队逮捕所有反对他的议员,也就是反国家势力,来清除所有的反对力量,那样,就可以一次性解决医疗改革、在野党专政等问题,就可以顺利实现他的施政目标。尹锡悦已经豁出去了,走到这一步,便没有任何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剩下的,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尹锡悦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戒严令下达后,戒严司令部派出的特种部队封锁议会,并强行进入议会内部,试图逮捕国会议长和在野党党首等人。只是,特种部队在执行戒严令的过程中,既不坚决,也不果断,更不彻底。面对议员和议会工作人员以及大批民众的反对和阻挡,执行戒严令的部队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并没有使用暴力,更没有开枪。有消息说,特种部队的枪支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子弹。可以推断,具体负责执行戒严的韩国军官,对上级的命令有所保留。特别是,当议会开会通过解除戒严的法案,这意味着戒严令已经失去了法理基础后,军队没有等待总统取消戒严的命令,便随即撤离议会。这场短命的戒严彻底失败了。
目前,关于这场短命的戒严的起因和决策过程,还处在秘密之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尹锡悦误判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误判了军方的态度和立场。韩国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军人不会介入政治斗争,这已经是大势所趋。看得出来,军方对逮捕国会议员的行动,极为消极。
这些年,韩国各界一直在对军人政变和戒严时期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韩国目前的中青年军人都是在韩国民主化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对1980年的光州事件以及全斗焕实施戒严的历史不可能不警惕,对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军人总统受到审判不可能不有所戒备。由军队强行禁止和取消政党和议会活动,逮捕政党要员,这恐怕超出了中青年军人接受的底线,他们并不能理解这个行动的正当性,为什么要逮捕国会议长和反对党议员,关键是,尹锡悦没有公布任何那些“亲朝反国家势力”犯罪的事实。所以,议会一旦通过解除戒严的议案,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便立即放弃了行动。而部队的这个做法,想必也让尹锡悦意识到,大势已去,他只有撤回戒严令这唯一的选择了。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尹锡悦的高中学长、国防部长金龙显向尹锡悦提议实施戒严。金龙显,韩国陆军中将,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38期,长期在军中服役,曾经担任首都军团的师长,首都防卫司令部司令、韩军作战部长等要职。有理由相信,金龙显在军队中有一定的影响力。只是,他的思想意识明显落后于时代。尹锡悦当选总统后,金龙显一直担任总统警卫室长,今年夏天,才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此前,被任命为情报机关国军反间谍司令官的也是尹锡悦的高中校友。当时,就有人怀疑,尹锡悦要金龙显掌控军队,可能要实施戒严。这是今年9月的事情。
对此,执政党党首猛烈抨击反对党,并质问道,“总统难道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准备戒严?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是严重的问题。请拿出依据来。如果这是谎言,那就是严重的扰乱国纪”。结果,尹锡悦真的就是在执政党党首不知情的情况下,下达了戒严令。不仅如此,尹锡悦还可能亲自下令,逮捕韩国主要政治人士,其中就包括这位执政党党首。需要说明的是,尹锡悦和执政党党首的矛盾早就已经十分尖锐。
可以推断,尹锡悦考虑实施戒严,应该有一段时间了,他可能过于相信金龙显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因而最后做出戒严的决断。不可思议的是,负责执行戒严令的陆军参谋总长竟然事先对戒严计划毫不知情,而且,他表示,他并没有掌控指挥系统,甚至,对向议会派兵一事也不知情。这也就是说,金龙显自己在直接指挥和操纵戒严过程,军方高层只是被动地介入,这样的戒严怎么可能不失败呢?金龙显大概清楚,在和平时期实施戒严,难以得到军方高层的支持,所以,他事先可能并没有和军方高层进行商讨。只等戒严令下达后,迫使军方接受现实,想必他认定军方不会拒绝执行命令。
戒严事件暴露出尹锡悦在权力上的执着,他在想尽一切办法来强化权力,乃至幻想使用武力消除反对派,清除行使权力的障碍。其实,尹锡悦的想法并不是个例。朴槿惠总统在执政后期,可能也有过实施戒严的打算。当时,朴槿惠已经遭到议会的弹劾,宪法法院正在进行审议。朴槿惠最初认为,宪法法院可能会驳回弹劾,让她恢复总统职权。那样,反对党势必会发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朴槿惠将宣布戒严。没有想到,宪法法院完全赞同弹劾案,朴槿惠被立即罢免,戒严计划胎死腹中。
根据后来公开的文件,当时,韩国国军机务司令部,也就是目前的国军防谍司令部,制定了一份详尽的戒严计划,甚至,连宣布戒严时的讲话稿都已经拟好。按照机务司令部的戒严计划,需要出动5个机械化步兵师团、2个机甲旅团、6个空降特战旅团和第707特殊任务大队。其中5个机械化步兵师团和一个空降特战旅团作为主力进驻首尔,等于是军队全面接管首都。
值得注意的是,机务司令部还在计划中详细记载了戒严期间管控国会的具体实施方法。当时,国会也处于朝小野大的局面,为阻挠国会通过决议解除戒严,机务司令部计划宣布禁止游行集会,发布反政府禁止活动令,然后,以各种违反戒严令为由,拘捕在野党议员,这样,解除戒严的决议草案在表决时就无法达到法定人数标准,最终导致决议流产。此外,一般情况下,戒严司令都拟定由三军联合参谋总长出任。但机务司令部拟定的计划,却推荐排名更低的陆军参谋总长出任司令。可以说,尹锡悦的这次戒严行动,几乎就是在照搬当年的戒严计划。参与密谋的也是反间谍司令部,拟定的戒严司令官也是陆军参谋总长。只是,负责戒严的主体韩国陆军,似乎事先并没有深度介入。而戒严时,军队出动的规模,更是极为有限。或许,军队的大规模行动还没有展开,戒严就已经失败了。
为朴槿惠制定戒严计划的国军机务司令部,直属国防部,主要负责保密、防谍和搜集军事情报,拥有巨大的权力。它的前身是保安司令部,值得一提的是,全斗焕发动军事政变时,他的身份就是保安司令。朴槿惠时期的机务司令是赵显千,他无疑是制定戒严计划的核心人物。此人是陆军士官学校38期毕业生,建议尹锡悦戒严的国防部长金龙显也是陆军士官学校38期毕业生。当时,金龙显可能是韩国作战部长,处于军队的关键位置。不知道,当时,他是否了解那个戒严计划的内情。
2017年,机务司令部制定的秘密文件被公开。人们大概不会想到,有人居然会照抄这个戒严计划,并把这个计划变成了一场真实的戒严行动。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军人出身,通过军事政变成为韩国总统。在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的经济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在军队内部,有大量的崇拜者。虽然如此,朴槿惠依仗军队实施戒严,军方也未必全力支持。毕竟,时代不同了。而尹锡悦试图通过军队强行实施戒严,几乎是异想天开。可以想象,在决定实施戒严之前,尹锡悦已经陷入绝望之中,因而冒险拿自己的政治生命来赌博,孤注一掷了。
尹锡悦长期担任检察官,先后调查起诉了朴槿惠和李明博两位前总统,并将他们送进监狱,此事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后来,被文在寅总统破格任命为韩国检察总长。然而,出任检察总长后不久,便和法务部长产生矛盾,导致辞职,不久,决定竞选总统。最终,以微弱优势,当选第20任韩国总统。雄心勃勃的尹锡悦,为自己制定了宏伟的目标。只是,尹锡悦自任期开始就面对“朝小野大”局面,在政策方面一直受制于在野党。尹锡悦个性倔强,不难想象,当上总统,当然不甘心一事无成。
应该说,尹锡悦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在大胆修复与日本的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公开表示,日本从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用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尹锡悦认为韩国最大的威胁来自朝鲜,韩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太过紧迫,不能推迟与日本的合作。在修复韩日关系的同时,尹锡悦也极力强化了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扩大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透过“韩美日三边联盟”反制朝鲜的核武威胁。尹锡悦对朝鲜的强硬政策,遭到金家王朝的嘲讽和辱骂。这从反面说明,尹锡悦的朝鲜政策,真的触到了金家王朝的痛处。
不过,检察官出身的尹锡悦成为总统之后,他的刚正不阿却变成了刚愎自用,不仅导致党派对抗日益尖锐,自己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对立。现在的执政党党首,是他原来担任检察总长时的副手,被他任命为政府部长,后来,又在他的支持下成为执政党的党首。最后,却因为意见分歧,变成了互不相容的对手。尹锡悦敢做敢为,只是,他缺乏行政历练,手法简单生硬,再加上在野党的掣肘,尹锡悦的国内政策步履艰难,民望日渐低落。反过来,日渐低落的民望又让他施政更加困难,处在一种有权无力的状态。
领导人追求权力的本性,似乎难以抵挡绝对权力的诱惑,乃至羡慕铁腕统治的政治强人。他们期待能够言出法随,令行禁止,他们的政治理念可以顺利地得以实现,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成就。只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领导人并不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相反,可能会遇到全面对立的反对派,权力受到严重掣肘,乃至难以施政。这对于一些雄心勃勃的领导人来说,确实意味着极大的煎熬。
韩国曾经长期处于军事强人统治之下,而这些军事强人确实让韩国的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获得了不俗的经济成就。有人羡慕这些军事强人和那种强硬的统治方式,也并不奇怪。事实上,早在2021年10月,尹锡悦在竞选过程中,就曾经称许军事强人全斗焕的政治治理。也许,他希望能高效地实现他的执政目标。
然而,尹锡悦的德行和威望远远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拥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相反,他和他妻子的一些负面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反感和怀疑,施政上也自然受到了更多的牵制和阻碍。显然,面对朝野严重对立,政党恶斗不断,他的政治理念无法实现,他的权力无法施展,尹锡悦最终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准备使用武力清除反对派,成为政治强人。平心而论,尹锡悦对一些反对党领导人的指责,并非毫无道理;那些反对党要员的所作所为,未必不是以私害公。无论如何,政党恶斗会毒化政治生态。只是,在民主制度已经深入人心的时代,尹锡悦这个逆时代潮流的举动无疑极为愚蠢荒唐。他的苦衷确实可以理解,他的行为绝对不可原谅。无论多么绝望,也不能突破底线,为了自己的理想和功业伤害和动摇国本,那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军事强人统治结束这些年,经过了多番政党轮替,民主制度在韩国已经深入人心。尹锡悦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决定实施戒严,让人们立刻感受到了重回独裁统治的危险,因而引发了巨大的反对浪潮。韩国民众对戒严令的强烈反对,展现了韩国社会对民主价值的坚持,以及对军队力量介入政治的高度警惕。大批民众随即涌至街头,阻止军方的装甲车行动,还有很多民众来到国会大楼外,保护议会,要求解除戒严令。那些议员没有辜负民众的托付,他们迅速站出来,并在强大的民意支持下,顺利召开议会会议,投票解除戒严。虽然,尹锡悦撤回了戒严令,可是,韩国民众已经不能再接受一个试图独裁的政治人物继续领导国家,大批民众要求尹锡悦辞职,或者要求弹劾并罢免尹锡悦。
此外,韩国国防部就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一事向韩国国民致歉,并且明确表示,即便再有戒严命令,韩国国防部和联合参谋本部也绝对不会接受。此外,可能涉及这次戒严计划的首都防卫司令官、特战司令官、反间谍司令官已经被停职。这样,基本上杜绝了总统再次贸然实施戒严的可能性。关于这次戒严的详细内情,今后几天可能会逐渐曝光,估计会有更多的人受到影响。但是,大局已定,再次发生重大事变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人们向往民主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总的来看,韩国顺利地克服这次宪政危机,遏止独裁企图,标志着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已经在韩国根深蒂固。
从目前来看,尹锡悦难逃被弹劾罢免的下场。在野党已经正式提出弹劾议案,而戒严内情不断披露之后,执政党也似乎转为同意弹劾尹锡悦。一旦议会通过弹劾案,宪法法院面对这样明显违反宪法的事实,绝不可能加以驳回。而且,尹锡悦随后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刑事指控,他的结局可能要比遭到弹劾的朴槿惠更加狼狈,更加难堪。其实,就算尹锡悦民望低落、他本人和妻子丑闻缠身、施政失败,如果不是这次贸然实施戒严,反对派要把他弹劾下台还并不容易,尹锡悦或许可以完成任期,全身而退。只是,尹锡悦注定不甘心碌碌无为,结果,却做了一个最为错误的选择。尹锡悦做总统,真是一个悲剧。对于韩国而言,却值得庆幸,经历过这次戒严事件,韩国的民主制度会变得更加成熟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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